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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的盛夏

外蒙纪行 之十八

外蒙纪行 之十七 布尔根

  布尔根县,有一条街,几栋楼,一间工厂,一座公园,一进喇嘛庙。
  街是从民国二十二年至今未曾改变过模样的街,泥土路边,两侧的土坯房间,积着盈寸的灰土。土坯房大多没有窗,低矮昏暗。一半是小吃点,一半是杂货铺,开门营业的只是一小部分。我用五分钟的时间从街这头走到那头,唯独一家没有店招正在油炸的胡啸儿我能认识。600蒙图一张,看起来比大城市比如阿尔泰的更薄更小。女主人和几个女儿忙着擀面、包馅儿,布尔根的胡啸儿又恢复成半月形,饼边还用碗沿儿仔细地切匀。地上一口电炸锅,半锅油。油是好油,窗台上还剩着半瓶——在用油这件事情上,无论城市乡村,喀尔喀人足可以依赖,我见过的所有油锅里的油都是澄清的,不至于太差的包装完好的油瓶摆在旁边,绝不会有中国小吃摊那种反复使用已混浊如沥青的油——男主人弯腰勾背地炸着胡啸儿,外间的长桌旁等着几位食客,都是买了十几二十个等着打包的。所以我等得太久,出门的时候已经浑身油烟。
  门边的灰土地上,蹲着三个中年男人,面红耳赤,分享着一瓶伏特加。小县城里,也不在乎禁止公开饮酒的禁令了。那边墙根下已经喝醉的,蹲在地上抱着头,左右摇晃不至于翻身如草芥般摔落进灰土里。
  几栋楼,最旧却是最大的——俯视当如“王”字形的三排相连贯通的双层教学楼,是布尔根县的学校,操场的空地上几个孩子凭空玩着皮球。甚至不再有简单的篮球架,只能凭空像排球那样打来抛去。教学楼的最后面,是五六间简易的架在粪炕上充作厕所的铁皮房。泥土的地面上,没有一根树,没有一棵草。
  布尔根县苏木(政府)的楼房相对来说新得多,有不错的铁栅栏围起的院子,有高高的台阶与地基。其实几栋双层楼房是县里的旅馆,我住的这家原本只是一进院落,又在马路对面新建起县里最好的旅馆,从建筑材料到一应设施,全部是进口的中国产品。单间40000蒙图,不输科多布,也是布尔根最好的。院落里的旧旅馆,单间25000蒙图,而且生意做得死板,绝不二价。上午,洗完自入科布多省以后的第一次澡,我从新楼搬到了旧院。
  得益于新建的布尔根至科布多省际公路,在布尔根县那条泥土主街外围,有新筑的与省道相连的柏油路,而且也正有一台压路机在主街上平整地面。在拥有布尔根县82年之后,县城所有公路终于可以全面硬化。我等在胡啸儿店门外的时候,一辆日本右透SUV停在路边,副驾驶座的中国承包商探身在蒙古司机身前,用中文问我:“看见那个开压路机的去哪儿了吗?”——也许我的确是有监工的气质,但事实上我只是个被油烟熏出门的食客。
  至于工厂,久已经废弃;公园,荒草漫地,院门紧锁,一侧已经攲斜将倒的院墙铁栅栏上,被附近的孩子掰断几根钢筋以作出入的门;再向前行的那进喇嘛庙,同样清冷寂静。附近人家的土坯围墙里,一辆加长载重货车载着满满一车干燥的土坯砖,卸货的年轻人,满面尘土。

  布尔根县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小的多,小的多得多。
  我甚至整个下午都蜷缩在旅馆里读书,睡觉。窗外不断有风吹进来,窗帘过滤去尘土,却过滤不掉许多鹰的啼鸣。像是在科布多那样,布尔根上空也盘旋着许多鹰。不同的是,布尔根的鹰盘旋的更低,甚至直接落在谁家的木栅栏上栖息。直睡到傍晚,阳光从那张床上移到这张床上,移到我身上。朦胧间像在躺在草原上,阳光是暖的,风是凉的。
  关于布尔根,我唯一可以记录的,就是苏木大院里的两尊烈士铜像。
  右侧那位阵亡于1939年,我向大院里凑过来看热闹的蒙古年轻人比划着作战,然后问他:日本人?他说是。左侧塑像,则极为特别,半身像做被俘状,军服撕裂,袒露胸脯,双手反绑身后。而用以绑缚的,却并没有与塑像浇铸为一体,而是实实在在的一根钢缆,捆在铜像身上。这位名为Баямгалалангийн Бадамд的烈士,阵亡于1947年。我问年轻人:中国人?他为我再次猜中而开怀大笑,我们笑作一团,仿佛世上从无因为国家反目而结下的国民恩怨。
  傍晚我又回去,在间歇的阳光中,把塑像基座上的文字全部钞下:

  БНМАУ-ЫН АРДЫН ИХ ХУРЛЫН
  ТЭРГууЛЭГЧДИЙН ЗАРЛИГ
  Баямгалалангийн Бадамд БНМАУ-ын баатар цол олгох тухай
  БНМАУ-ын Ардын Их Хурлын Тэргүүлэгчдээс ТОГТООХ нь:

  1947 онд улс, эх орныхоо дархан хил хязгаарыг хамгаалах ариун үүргээ нэр төртэй биелүүлж, харгис хэрцгий дайсны давуу хүчтэй баатарлагаар тэмцэж байгаад амь үрэгдсэн
  Ховд аймгийн Булган сумын иргэн
  Баясгалангийн Бадамд
  БНМАУ-ын баатар цол
  нэхэн олгосугай

  БНМАУ-ын Ардын Их Хурлын Тэргүүлэгчдийн
  дарга               Х.Самбуу
  БНМАУ-ын Ардын Их Хурлын Тэргүүлэгчдийн
  нарийн бичгийн дарга       Ц.Готов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6 оны 06-о сарын 14

  机器翻译,大概内容不外乎就是保家卫国,与强大而凶残的敌人英勇作战牺牲,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国
  有深意的仍然是时间。授勋的1966年,距离北塔山战争过去已经19年,可算是尘封旧事。却是中苏交恶,互相论证对方为社会主义阵营首逆之机。树立一位英雄,也即树立无数仇敌。
  而仇恨是最难被遗忘的,就像早晨和那位乌鲁木齐蒙古人说起新疆。
  (略)
  他是土尔扈特蒙古人,与准噶尔同为漠西蒙古厄鲁特,家事实上在距乌鲁木齐不远的吉木萨尔,大唐北庭都护府旧地。往来蒙古经商已经十余年,做的似乎是最原始的皮毛生意。说我如今能够横贯蒙古,已经是大大的幸运。若是十几年前,不是被绑票勒索赎金,就是被无端谋害,死于非命。“蒙古人看见美国人、欧洲人,喜欢的很。日本人、韩国人,喜欢的很。就是恨中国人。”他如是说。
  同样身为蒙古人,他对“中国人”的定义,有些含糊。起先,像去乌兰巴托的商人那样,只说喀尔喀人恨的是汉人。可是喀尔喀人也把他们,把他们这些同为蒙古人的中国籍蒙古人也当作汉人——可能这种说法他自己也觉得别扭,所以最后修正为总之是痛恨中国人。
  一路以来,无论是科尔沁、察哈尔还是土尔扈特,当他们在我这样一位汉人面前说起喀尔喀时,我能感觉出他们强烈的矛盾。基于同为蒙古人的种族认同感,他们最初都会尝试着维护喀尔喀,维护外蒙古。可以略熟悉一些,略说多一些,说到现实,抛开虚无缥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又会对喀尔喀深恶痛绝。
  土尔扈特蒙古人说现在外蒙古的各种都很难做,外蒙政府的一切政策,朝令夕改,令他们完全无所适从。此行蒙古,就是因为一批皮毛因为税务的问题,难以通关,言谈间许多慨叹。
  但是没有关系,他说自己是农民,家中地少,只好出来经商讨生活。唯一的希望,就在自己的唯一的孩子身上。已经高二了,成绩非常不错,能考六百多分,又有民考汉少数民族五十分加分的优惠政策,打算尝试报考十大名校其中的一所。他说这两年经济环境不好,也是赔钱,但是仍然要勉力而为,为的就是为孩子挣出上大学的钱——当然有许多自谦的成份,但是从说些这些的时间,这样一位土尔扈特蒙古人,却与一位汉人别无二致——却与一位普通的中国人别无二致。
  考上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这是他最普通的逻辑。不能让孩子像自己这样,也无法如此,他说,儿子已经一句蒙古语不会说了。“就是个汉族。我们许多人就成了汉族。”他说。
  我本想说,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成为中国人,而不是什么汉族人的。
  理应如此,事实却是反而其道而行,甄别民族、人造民族、强化民族。五族共和而成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团结否?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要说的毫无意义。

外蒙纪行 之十六

  昨晚在布彦图河开始的雨,连绵整夜,是时候离开科布多了。
  科布多西南,与中国交界的布尔干县,将是我此行的蒙古最后一地。候过周末,待塔克什肯口岸开关,即可回国。
  布尔干县,更为著名的,是旧译布尔根县,是社会主义蒙古人民共和国借助苏联之力,强掳去的中国最后一片土地。曾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的宋希濂在其回忆录中,有“外蒙古侵占阿尔泰领土的经过”一节,细述经过: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外蒙军进犯布尔根,掳去布尔根县佐,威胁当地蒙民归顺。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新疆多处发生变乱,外蒙乘此机会,又派兵越境窃据布尔根河县境。一九三五年我阿尔泰行政长沙某(可能为沙力福汗)派秘书长满开与科布多行政长贡布在岳尔毛盖图会议,曾议定“以阿尔泰山正干分水岭为界,凡阿尔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属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属外蒙”。按此规定,所有乌梁达坂山南之水均系流向布尔根河,外蒙自应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城归还新疆,乃科布多并不履行规定,将占去的布尔根县境推诿不还。

  在科布多东南角的集装箱市场外,寻到科布多客运汽车站。那时候已经是十点,雨依然若有若无,有些冷。对于习惯中国作息规律的我而言,至离开时也无法适应蒙古时间,十点还寻不到任何一家提供食物的餐馆。开门营业的,还只是在包着最早的一屉羊肉包子。没有办法,取了背包,空腹回到汽车站,坐在开往布尔根的破旧的Istana小巴里,我以为我将在旅途中忍饥挨饿。
  我实在是大大的多虑了。
  从十一点,等到下午四点,客车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把一座分解后的蒙古包绑在了车顶、寒进了车尾。但是又有更多的货物运来,车尾里的蒙古包部件又扔回了地上。开车时间遥遥无期,我有足够的时间在市场里早餐,等候;午餐,等候;下午茶,等候。
  市场里一片狼藉,出售的大多是些零碎的中国小商品,全无可观。停车场的铁栅栏上,开着小门,两个漂亮的蒙古女孩子,踩在门上,关上打开,玩得不亦乐乎,就像是游乐场里的云霄飞车。小女孩的衣服破旧,脸上满是未愈的皴裂的伤口。在科布多,姑娘的皮肤大多极其糟糕,许多脸上甚至满是黑斑,元凶是寒冷与强烈的紫外线,但是帮凶无疑是贫困导致的无力保养与修复。到了爱美的年纪,才开始涂上厚厚的脂粉,看起来反而更加糟糕,实在令人惋惜。
  如果是在中国,以科布多的建置,应当是像喀什、伊犁这样的西北重镇,不仅不至如此落魄,甚至可能远胜乌兰巴托。科布多如此,布尔根更应是如此。世事确是难料,坐在小巴里,我总是不断想起初归韩国、后归朝鲜的开城,已经极度萧条的开城,而距离不远的首尔却是何等繁华?太多城市有这样的命运。当苏联强大之时,布尔根、科布多无疑是无比幸运的,如果我这个中国人是在一九六一年来到科布多,大概一切心情都会相反的。如果我来自边境不远某座仍然因为饥饿而不断有人在死去的县城,我甚至可能暗生反对思想,懊悔本地当初为何没有也被蒙古吞并?
  世事难料,世事难料。
  影响中国的三种泛民族(宗教)主义思想分离势力,泛土耳其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蒙古主义,其中以泛蒙古主义最为人微言轻。泛蒙古主义者病急乱投医,居然与乌兰巴托的新纳粹组织狼狈为奸,可想而知末路穷途。不论什么部属,喀尔喀还是科尔沁,普通老百姓而言,谁愿意舍弃现代文明去回归几近蛮荒游牧的生活?更何况,纵然腻味了和平安定,非得再弄些种族仇杀,只怕也轮不到食不果腹的颐指气使锦衣玉食的。

  最后,可能车主见我等候太久,着实不好意思,主动让我换乘另一辆即将发车的小巴。在科布多再有一番载货载客,车厢中空余的四张座位挤满六个人,每人收取30000蒙图车资后,终于驶向布尔根。
  已近傍晚五点,足足在停车场等候六个钟点,仅次于在巴彦洪格尔的那夜。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科布多与布尔根之间有我在蒙古见到的最好的公路,限速牌上写着80公里,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数字,即便是出乌兰巴托的公路,规定的最高行驶速度也才不过50公里而已。中国高速公路等级的沥青公路还没有完全贯通,道路两旁不时能看见来自中国江苏的筑路工程队,悬挂着蒙古牌照的大型施工车辆,车体尾部还能隐约看见没有涂刷干净的江苏车牌号码。
  最艰难的,穿越阿尔泰山的路段已经筑成,这足以为两地间的车程缩短一半的时间。山间公路随一条小河蜿蜒,阿尔泰山的夜还极寒,河面上还有厚厚的冰盖。但是水草已经萌发,有许多的牧民沿河筑圈,牛羊遍布溪谷。
  河水,是流向新疆一侧的。
  公路修至一座同样名为阿尔泰的小镇。已经过了晚上十点,天将黑透。回望阿尔泰山,铁帷一般在天际。乌云化作黑云,妥贴地笼罩四野,仿佛在谋划什么惊世的秘密,务必遮天。
  这是蒙古人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时间安排。一般而言,路途遥远,路况不佳,那么自然早发车,争取朝发夕至。万一路上有紧急状况,也容易得到救援。可是在蒙古各地,似乎所有发往县乡的客车,都要磨蹭到下午四点发车。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必须夜行的理由,在蒙古无论怎样超载、怎样越速,都是没有关系的,我从乌兰巴托千余公里至此,从未路遇一名交警,一只摄像探头。
  其后直到乌云旗(Уенч)小镇,都是砂石土路,就是柏油公路筑成之前,蒙古国科布多与布尔根近百年间的真实通行状况。颠簸,积水,数寸厚的灰土,坐在密闭性不佳的小巴里,像是被绑在飞奔的马尾上,鼻腔里千顷沃土。
  出乎我意料,车里大多数旅客的目的地就是乌云旗镇而非布尔根。

  惊魂的乌云旗镇。
  一对中年夫妻,感情极好。女人相当和善,一路努力与我闲谈。看见我用来拍照的小数码相机,询问价格。极普通的相机,我说大概一千五百块元人民币吧。她盘算片刻,表示愿意购买。这台小机我已经用了两三年,真的以此价格出售,我是大占便宜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西陲的蒙古人,如果不能往返中国,不能去乌兰巴托,能够见识的最大城市只是科布多的话,他的确不容易以这样的价格买到一台数码相机。但我也不能蒙蔽她,推说充电器遗失,予以婉拒。
  女人原本坐在舒适的副驾驶座,但是车中另有一对年轻夫妻,妻子怀着身孕。我坐上车后,又从科布多城里载上一位怀抱着孩子的妈妈,车厢里立即拥挤起来。女人极善良地与孕妇换了座位,这便意味着她需要在车厢里面对面的两排座位中间,挤上七个小时。
  孕妇最先在乌云旗镇下车,然后是夫妻俩。他们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柜台里满是粗铝制成的厨具,以及一些显然滞销多时的童鞋。这趟是从科布多进货的,几个人忙乱地从车厢里卸货。忽然一个高大壮硕的酒鬼从身后抱住了我——已经完全入夜,猝不及防——是个完全醉酒的酒鬼,嘴里不停嘟囔着些什么,极有力量,完全挣脱不开。孕妇同样健壮的老公扯开了他,他们才是朋友,酒鬼错认了我。即便是朋友,摆脱酒鬼的纠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几乎连推带搡,才回到车里,开到乌云旗镇最深处,完全黑夜中的一进木栅栏围起的院子里。院子里满是齐膝深的荒草,没有一点灯光。就着车灯,能看见三个蒙古壮汉从不知道哪里走出来,帮忙从车里卸货。一些家具,还有几双橡胶底的皮靴。
  最魁梧的一位用汉语问我:中国人?我答是,然后三个人不怀好意的一阵讪笑。即便对于同为蒙古人的司机,似乎也并不友好。最胖的那位,径自打开驾驶室门,摸出司机的自带的饮料与同伴豪饮起来。司机是位精瘦的小伙子,示意着我坐上空出来的副驾驶室,迅速关门离开。
  还没有走出荒野,那三个人忽然驾驶两辆摩托车追赶上来。司机无奈下车,最令人生疑的是,最胖的那位示意司机回身关上驾驶室门,似乎要说些什么不便让我和车厢里最后的乘客,那位抱着孩子的女人听见。
  时间并不久,却是非常令人紧张的片刻。司机快步回来,跳上车加速驶离,直到开出乌云旗镇,都在不住地从后视镜里身后窥探。
  最初在科布多的停车场看见这位年轻司机的时候,像是无所事事地游荡。精瘦但是结实,穿着牛仔裤与红色的运动上衣,背后刺绣着英语:蒙古武装力量。没想到一路以来,越来越觉得他是位极好的蒙古人。工作勤勉,每到一件货物的目的地,从来不像别的司机那样给收货人打完电话就等在车里,而是找到货物,肩扛手抬地主动送上门去。
  逃离乌云旗镇,穿过城外一片丘陵,终于再度驶上直通布尔根的柏油公路,他才彻底放松下来,打开音乐,声音巨大。有许多跳鼠横穿马路,部分啮齿类动物智商堪忧,被车灯照见,就像施了定身术,立起身来,捧着小小的前爪,咧着大门牙一动不动迎面等死。司机每次都躲了过去,从车下惊魂的跳鼠们,晚上回去大约也会写一篇记述这该死经历的日记吧?
  带着孩子的女人在布尔根镇外的家门前下车,他的丈夫接过自己已经熟睡的女儿。司机尽忠职守,把我送到布尔根镇上的旅馆前,替我从车厢里拿出背包,示意要不要送我进门?一个年老的醉鬼摇摇晃晃走过来,叼着烟,比划着要火。站在车灯里的司机招呼我不要搭理他,赶紧开门进去,然后自去对付酒鬼。
  已过午夜,布尔根一片宁静,一片漆黑。

  在科布多回旅馆取背包离开时,忽然又遇见仍然留在科布多的那位新疆蒙古族商人。得知我要去布尔根,他说中午也要开车回布尔根——搭飞机去乌兰巴托的两位商人,几次大包大揽地告诉我可以搭他们的车同回中国——我便试探着询问可否搭他们的便车。他有些迟疑,表示可能要下午四、五点再走,还要办事,到布尔根大概要在午夜。
  我识趣地表示那便罢了,还是自己去搭小巴。
  在布尔根的旅馆,听不懂英语的服务员也像在科布多那样,试着去找能说蒙古语的中国人充当翻译。于是我在服务员打开的房间里看见了他们俩,早已经洗漱完毕,准备睡觉。
  得知我才刚到,另一位回族商人比照着随口说他们下午五、六点就到了。蒙古族商人解释到,还去了两个县城办了点事。
  大概就是阿尔泰和乌云旗。

外蒙纪行 之十五 准噶尔

  清晨,科布多市政广场的西北隅,有盛装的典礼。
  学生们的典礼,但是我并不能确定是怎样的典礼。看起来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毕业典礼?或者是学期典礼?总之是一场团结的典礼、胜利的典礼,充分发扬民主的典礼。一栋苏联时代建筑的台阶作为主席台,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拱月的蒙古学生们,有着与俄国学生完全一致的装束。男生各色西装革履,女生则是统一的黑色连身齐膝短裙、白色围裙、丝袜与高根鞋,形如性感的女仆装。
  去年九月,我在哈巴罗夫斯克遇上俄罗斯的开学典礼。比起俄罗斯远东城市学生们剪裁得体、面料精致的校服,西蒙古经济环境最好的科布多的学生校服,则简陋太多。以女生衣着为例,统一定做的制服并无问题,自备的丝袜与高跟鞋,大多颇觉窘迫。许多高跟鞋已经穿着经年,皮面破损;廉价丝袜遍布跳线,甚至用指甲油补过再补。
  不过,我依然觉得她们美艳动人,她们已经尽其所能以最美丽的装容出现在今天的典礼上。她们努力保持着优雅,优雅地穿过同学的注视,走上主席台去接受属于她们的奖励——只是一些铁皮制成的奖章——同学们互致贴面礼以示祝贺。男生则努力学着像一位绅士那样去对待他们的女同学,赞美她们,恭维她们,羞赧地与她们拥抱,牵着她们的手,像引领着公主。
  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蒙古,你永远无法想象那些令人厌恶的酒鬼曾经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也在某一天如绅士般温文尔雅。
  结束典礼的学生,会去市政大楼前的青铜雕塑前合影。大多使用的拍摄效果并不优良的手机,于是有拿着初级数码单反相机的摄影师在广场上招徕生意——即便是在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上也是如此。后来有整个班级的学生,以女班主任为原点,弧形列队合影。他们自带着一台小数码相机,于是请正在近旁的我为他们集体合影。利用职务之便,我也用自己的相机摁下许多次快门。回放我才发现,每个女生——无疑所有男生都严重影响画面质量——都保持着优雅的身形与微笑,没有木讷,没有怯场。

  那尊青铜雕塑,是卫特拉蒙古准噶尔部珲台吉(首领),噶尔丹。
  平定准噶尔,是所有中国历史课本中必会触及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噶尔丹是彻头彻尾的敌人与反动派,这于我们是根深蒂固的印象。所以,乍见噶尔丹雕塑,已经足以令中国人讶异,何况还是以英雄姿态出现,还况还是作为一座城市的象征。
  噶尔丹,准噶尔,之于蒙古,之于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实在有着大多纠葛。正如我西贯蒙古,无论如何需经科布多,噶尔丹同样无法绕过,以至于我不得不在游记中花费许多篇幅去重述我们耳熟能详的平定准噶尔:
  大清康熙九年(1670年),准噶尔珲台吉僧格遭其同父异母兄弟卓特巴巴图尔、车臣台吉谋弑。僧格异母六弟噶尔丹,在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与僧格盟友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支持下,击败乱党。因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年幼,噶尔丹于次年(1671年)继承准噶尔珲台吉。未及而立之年的噶尔丹,自幼在西藏接受教育,“不甚学梵书,顾时时取短枪摩弄。”好勇斗狠,奸滑狡诈,深谙权谋之道,乃不择手段。若是忘恩负义可得权利,哪管什么感恩戴德?新为珲台吉,噶尔丹即反戈助其得位珲台吉的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康熙十五年(1676年),尽得其地,尽掳其人。次年(1677年),再攻有恩于其的和硕特部,诛杀鄂齐尔图汗。
  康熙十七年(1678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赐噶尔丹为博硕克图汗,噶尔丹也为准噶尔汗国诸珲台吉中唯一称汗者(清廷以噶尔丹为绰罗斯姓,并非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不得称汗,而未予认可,指斥噶尔丹“擅称汗号”。)其后数年间,噶尔丹攻灭天山南路叶尔羌汗国,征服吉利吉思(布鲁特)、塔什干等地,击破哈萨克诸部,称雄中亚。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噶尔丹领兵三万出科布多,越杭爱山,东征喀尔喀。至八月底,即占领喀尔喀全境。喀尔喀三部南迁,内附大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趁噶尔丹率远征之机,策妄阿拉布坦率部反叛。噶尔丹回师不克,被阻于科布多。策妄阿拉布坦夺噶尔丹本土,断其兵源粮饷。噶尔丹索性孤注一掷,再征漠北。次年(1690年)六月,领兵南下,初败清军,兵锋进至距北京仅七百里之遥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乡)。七月,康熙皇帝御驾亲征,以裕亲王福全出古北口、恭亲王常宁出喜峰口。八月,两军战于乌兰布通,清军一举击溃噶尔丹,噶尔丹仓皇北逃科布多。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数年休养之后,噶尔丹在其西藏期间的密友第巴(西藏地方政府政务最高长官)桑杰嘉措的支持下,又征漠北。次年(1696年)初,康熙皇帝统兵十万,自领中军,分三路亲征噶尔丹。五月,西路军在昭莫多(今乌兰巴托以南宗莫德)完胜噶尔丹,噶尔丹仅存数骑败逃。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军第三次远征,费扬古与马恩哈统两路仅统六千名清军兵发宁夏,进剿噶尔丹残部。四月,康熙皇帝驻跸宁夏指挥。噶尔丹众叛亲离,所部不过五六百人,其子塞卜腾巴尔珠尔亦被费扬古擒获。闰三月十三日,走投无路的噶尔丹仰药自杀(或称病死)于科布多布彦图河畔阿察阿穆塔台。其部属丹济拉、诺颜格隆等人焚其尸骸,并欲携噶尔丹之女钟齐海逃奔大清,但被继任准噶尔珲吉台的策妄阿拉布坦截获。次年(1698年),策妄阿拉布坦将噶尔丹骨灰献与大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又送回钟齐海,康熙皇帝令将噶尔丹骨灰“置京城外,悬挂示众。”
  其后,准噶尔部再度复苏,又与大清纷争不断。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五万清军分西北两路进军准噶尔汗国根据地伊犁,末代准噶尔汗达瓦齐率兵六千人扼守伊犁西南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以拒。清军以二十五人夜袭达瓦齐大营,准噶尔军惊溃,不战而降,达瓦齐仓皇南逃。六月,乌什伯克霍集斯诱擒达瓦齐缚送清军,准噶尔汗国灭亡。

  准噶尔部时叛时降,反复无常,乾隆皇帝谓其“豺狼成性”,欲将叛乱诸部“永绝根株”。清军中多喀尔喀部部属,痛恨屡屡入侵喀尔喀的准噶尔部,剿杀不遗余力。准噶尔部,极盛时不过数十万人口,好战成性,人祸继以天灾,至其灭亡时,所余人口无多。如魏源《圣武记》言:“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可是由此,却演绎出一个极大的谎言,即准噶尔部蒙古人的灭亡,源于乾隆皇帝对其实施了种族灭绝。
  初来科布多的那夜,在市政广场东南角找到这家旅馆,要价30000蒙图一晚。外蒙人的生意经,着实糟糕,也难怪自古与中国人的商业交往中,屡处不利境地。在科布多这样一座边贸城市,往来中国商人众多,经营一家价位与服务与中国任一快捷酒店相仿的旅馆,生意必然极好。可是,除却价格相仿,其余一切不如。这家旅馆,破旧肮脏,没有网络,甚至没有热水洗澡——是的我已经腐臭了——略好些的,价格则要高出许多,而且依然没有网络。所以虽然急于投宿,我依然试图还些价格下来。值夜的年长的哈萨克服务员,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我的意图,忽然领我去另一间客房。我以为她是要征询老板意见,谁料房间里却住着两位可以说蒙古语的中国人。经过他们的翻译,最终以25000蒙图一晚成交。
  两位中国人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是蒙古族人,第二天搭乘飞机去乌兰巴托公干。说起一路来的经历,说起喀尔喀人对中国人实在难称友好,其中一位忽然说到:那还不是因为你们汉人把蒙古人杀光了!
  我是初次听闻如此对于中蒙关系不睦的解读,而且来自于另一位蒙古人,着实大为震惊。讶异片刻,才明白他所指的即为平定准噶尔事。我相信,对于精通喀尔喀蒙古语,又久在喀尔喀行走的他而言,这种说辞极大可能是得自于喀尔喀人的传述。
  昨天的科布多博物馆,我已见因为中苏交恶而致的仇恨教育。种族灭绝准噶尔,则是仇恨教育的又一种。
  苏联历史学家兹特拉金(Илья Златкин)在其所著的《准噶尔汗国史》中,于最后写道:
  “准噶尔汗国就这样被消灭了。所有史料一致指出,大批卫特拉居民被屠杀,这是清军司令部有计划进行的。切列潘诺夫编年史肯定:在准噶尔’人、畜全部被杀绝无遗,连俘虏也不放过,只有那些能够逃入俄罗斯边境的人才得了救。’该民族总人口不下六十万人,只有逃入俄国的三、四万人活了下来。”
  事实上,如魏源大略的统计,准噶尔部除在战争中损失的人口之外,更多的是死于在部落中流行的天花,以及其后的部落内战。而且,除却逃入俄国,还有大量准噶尔部降清,并被编入八旗。早年归降大清者,被清廷安置于热河、漠北。乾隆二十年(1755年)准噶尔汗国灭亡之后归降者,则改准噶尔之名为全漠西蒙古部落名额鲁特,就地安置,驻扎于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巴以及科布多,计有:
额鲁特贝子旗、额鲁特前旗,附牧于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后改属三音诺颜部;
  伊犁额鲁特八旗;
  塔尔巴哈台额鲁特旗;
  额鲁特总管旗,即科布多额鲁特部。
  《准噶尔汗国史》出版于中苏交恶后的1964年,苏联历史学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是:1,厄鲁特蒙古或准噶尔从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和政权;2,俄国对准噶尔从来是友好的,俄国的侵略活动对准噶尔历史的发展起着进步作用;3,准噶尔对清政府的战争,大都是为自己民族的解放和建立统一的蒙古国家为目的的正义战争;4,清政府对准噶尔始终怀有侵略野心,并最终征服了准噶尔,侵占了准噶尔的领土。
  既然噶尔丹是正义的,噶尔丹时期是卫拉特蒙古的鼎盛时代,科布多又是噶尔丹后期的根据地,科布多仍有准噶尔部蒙古人,那么在科布多为噶尔丹塑像,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仇恨中国人,自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喀尔喀人是否依然痛恨准噶尔?不会了,就像新疆蒙古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指着我说:“都是你们汉人干的坏事”,甚至不顾康熙乾隆都是满人的事实。在几个蒙古人之间,也许他们会分喀尔喀、准噶尔或者察哈尔,但是当有异族在场时,他们只会分蒙古人与其他人。比如中国人,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
  这是人性。
  就像说到其他时,商人们也会对我大加关心,因为我们都是身在外国的中国人。他们告诉我怎样去布尔干,告诉我布尔干有很多酒鬼要小心,告诉我任何问题可以寻求他们仍然留在旅馆里的其他新疆蒙古伙伴。
  ……

外蒙纪行 之十四 科布多

  乌兰巴托以外的所有蒙古城市大概都是相面貌,斯大林式的政府大楼前,一片大而无当的市政广场,几栋机关办公大楼,左右有象征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博物馆与歌剧院。沿着政府大楼的朝向,辐射出两三条街,此即一座蒙古城市的全部。甚至乌兰巴托,最初也是如此,不过乌兰巴托的城市拓展了,而其他城市则始终停留在建造他们的年代。
  阿尔泰博物馆的墙体上,浮雕着博物馆以及城市建造的年份,1957年。甚至这样的细节,也在所有城市中重现。同样可以在科布多博物馆的墙体上找到科布多的建造年份:1961年。
  城市与城市太多的相似,让其中细微的不同也足可记述。比如,阿尔泰与科布多两座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在于,阿尔泰博物馆的门票价格是1500蒙图,而科布多博物馆则是3000蒙图。足以令人激动的发现,足以证明这确实是在两家不同博物馆的发现。
  至于其他的,也就大体相仿了。一楼同样是矿物与动植物标本,因为科布多有远比戈壁阿尔泰优越的生态环境,有更多的湖泊,于是有些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水生动物标本。年代久远,水生动物的身体上萌发出一层令人恐惧的白毛,这与过去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更加相像。本意用以展示物种多样性与之起源,却在多年时间的沤腐之后,转为展示物种灭绝及其单一性。
  科布多博物馆更小一些,只有两位馆员,一位年长些的女馆员售票,另一位男馆员负责打开平日紧锁的各馆房门引领参观。他能说一两句简单的英语,也乐得为我解说,不过更多还是为着监视,因为摄影需要单独购票,既然我舍不得多费一笔开销,那么自然不能让我独自参观时偷拍占得便宜。
  二楼照例是本地历史,从古代到现代;最后的展馆里,照例是本地现代著名人物,以军人为主。最大的上下两排六幅肖像,馆员称之为本地的英雄。上面三位是军官,三面三位是普通士兵,毋庸置疑,他们是烈士。
  看他们的苏联军装,我问馆员他们是不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与德国人作战而牺牲?馆员回答我说:No, China。
  我一时觉得是不是参观到最后,大家可以撕破脸来互诬?满腹疑窦下楼,打算离开博物馆时,馆员示意我在另一侧还有什么可以参观,打开灯,原来是一场战争的模拟沙盘,有一些简单的灯效表示战火硝烟。馆员用悲愤的缓慢的英语告诉我,这是1948年夏天,九名蒙古士兵英雄抗击一百五十名中国士兵的场景。他回后指指楼上,告诉我那三位烈士,就是死在这场战争中。
  听到年份,我才终于明白,他所说的蒙古与中国的战争,指的是起始于1947年的北塔山事件。
  中华民国,苏联继续沙俄的领土扩展野心,觊觎新疆之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苏联策动并暗中出兵参与伊宁暴乱,成立东某斯坦共和国,对当地汉族军民实施种族屠杀,谋求事实独立。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为配合持续中的伊宁暴乱,苏联再度策动外蒙军以“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为由,于6月5日向中蒙交届之地的北塔山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力反击,屡次击退外蒙军进犯。北塔山事件在民国引发社会舆论对于苏蒙的强烈不满,除部分亲苏左翼报刊缄口不言之外,大多数媒体将北塔山事件喻为第二次九一八事件,惊醒中国将有再受强敌全面入侵乃至亡国的危险。对于国民政府的严重抗议,苏联政府否认参与北塔山事件,外蒙政府则诡称冲突因中国军队入侵导致,但是国民政府缴获外蒙军用文件地图旗帜等等,可以有力驳斥外蒙的谎言。
  北塔山零星的战斗,直到1948年9月以后方才完全停止。科布多博物馆中所展示的某牙山九壮士,应当是某次小规模的冲突,我是未见任何中文史料中记载此事,至于真伪?大洋国真理部的文件,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科布多相较其他西蒙古城市略有繁荣,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可与中国直接进行边境贸易。在科布多,有许多的中国商人——比如我所住的旅馆里,昨夜就有四位来自新疆的蒙古族与回族商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中苏交恶的年代,基于意识形态宣传而布置下的仇恨展览,至今依然在持续。也许仅仅只是因为资金匮乏而放任不顾,但是这对于随后进入博物馆参观的那些喀尔喀孩子,当他们走出那些展厅的时候,不知道又会对中国增加多少敌意?
  中国与蒙古,素有敌意,素有争斗,因而素来不睦。对于现代弥漫于外蒙的排华情绪,不少人将之解读为经济原因,我以为不妥。没有大规模的,系统的洗脑教育,一个国家是很难达到在某种情绪上的全民一致的。中苏交恶,无疑是导致蒙古出现仇华教育的最后以及最根本的原因。这种教育的影响,即便教育本身没有持续,也需要几代人的更替以彻底消除影响,更何况这种教育还有可能还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持续,比如科尔多的博物馆。
  所谓经济原因,不过是些皮毛。人们彼此印象良好,互相友爱,断然不会因些经济问题导致种族仇恨;如果人们彼此印象恶劣,互相仇恨,再小的问题也可大而化之到不共戴天之仇。
  因为意识形态,因为输出革命,因为争当共产世界的领导者,我们结下的仇恨还有太多,而且时间过去的并不久,没有久到可以令人遗忘,没有久到像现在人们不会因为成吉思汗的屠杀去仇恨蒙古人那样。所以,虽然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仇恨,但我能理解仇恨的原因。
  我只是希望,这一切终将过去。

  1961年建造的,是现在的科布多。至于以前的科布多,则在博物馆继续向北,一里之遥。
  一座夯土墙垣仍在的废城,大清雍正九年(1731年)于布彦图河畔修筑的科布多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清置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卫特拉蒙古杜尔伯特部及阿尔泰山诸部。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地,大致相当于今蒙古国科布多省、巴彦乌列盖省、乌布苏省大部地区,俄罗斯及阿尔泰边疆区东南部、阿尔泰共和国,以及图瓦共和国唐努山以南地区,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以北,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东北一隅。同治三年(1864年),俄占科布多西北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库伦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在俄国策动下宣布外蒙古独立,并遣兵西进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外蒙古各部扎萨克多响应独立,唯科布多杜尔伯特汗噶勒章那木济勒仍效忠清室,听受参赞大臣节制。1912年5月,黑喇嘛丹毕坚赞、马克思尔扎布等率外蒙军围科布多城,北洋政府急令新疆督军杨增新驰援,怎奈俄国百般阻挠,新军迟迟难以开拔。8月,外蒙军陷科布多城,驱逐末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溥[金閏],科布多全境旋即失陷。
  科布多城,即在此时毁于战火,而中国也永失阿尔泰山以北的科布多。
  废弃的科布多城,已经不再有一栋建筑,一户人家。曾经的科布多参赞大臣驻地,只有几株古树还能有曾经繁荣的印象。余于只有野草,成为牧场,遍布畜粪,生活垃圾,以及通向随意哪处墙垣缺损处的车辙。
  墙垣之外,住着许多人家,都是哈萨克。就在博物馆与科布多城之间,有一处烂尾的清真寺,也是我自从蒙古以后所见的第一座清真寺。无论格局还是建筑都相当简陋的清真寺,即便如此,依然不得完工。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并不富裕的哈萨克人要建造一座清真寺还真是不易。昨天在客车上的哈萨克,指着一张一元人民币的背面图案问我是什么?我实在没办法向他们解释三潭印月,我只好告诉他们:那风景在杭州,那里最著名的是新建了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其次,还有西湖。
  穆斯林不食自死物,所以他们放牧的科布多城里,有许多羊的遗骸。任遗骸在空旷的废城中腐烂,想想中国价格腾贵的羊肉,还真是替他们觉得暴殄天物。
  傍晚再回科布多城,是今天最美的时候。太阳在西侧天际点亮残断土垣的废城,东侧天际是在缓慢退去的浓墨般的乌云。北侧墙垣外是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与土房,还有牧场,无数牛羊。
  有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哈萨克小姑娘,一头浅沙色的长发,可是皮肤却被高原上的风吹得粗糙了。该死的,我的数码相机电池恰在那个时候用罄,如果广角的胶片相机没有拍好她,这将是我此行蒙古最大的遗憾。不知道如果我明天再去,是否还能遇见她?
  在科布多城,时常能看见脚下忽然掠过的巨大阴影,能听见鹰的嘶鸣。我从来没有在一座城市,看见飞翔在城市上空的鸟儿是鹰,那么多的鹰。就在小姑娘身后不远处的草场,数百只鹰在盘旋。可是草场上还有数量同样惊人的野狗,我怕死,我不敢靠近。我只好悻悻走回来,想再给小姑娘多拍几张照片,小姑娘却笑着跑远。
  夯土墙垣上,有位哈萨克老汉,拿着一只单筒望远镜,在眺望他远方的牛羊。
  南侧的天际,是积雪叠嶂的阿尔泰山峰峦。

  我打算在科布多再逗留一日。
  再逗留一日,再回科布多城。
  我喜欢科布多,无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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